蕭菊貞小姐演講 / M9710201

影像 + 文字 =

影像記錄什麼？記錄所看的。文字記錄什麼？紀錄所聽的。當然，我們會講看和聽都不是太大難事，只是如何將所看和所聽的，有意圖的利用媒材轉換傳達給大眾才是最重要的。但經過導演們有方法的詮釋後，我們真能如同預測了解其中所說的嗎？

蕭菊貞導演提到，拍片挑戰的地方並不在於技術面和財務面，那些東西只要有心就可以克服，只是「內容」就是可遇不可求了，什麼是好的「內容」，而這些「內容」導演們真的企求身為觀眾的我們真心了解嗎？其實，導演們想要的只是自己可以發揮、觀眾們也可以體諒的題材，因為創作是開放性的，裡頭的素材進到每個人的黑箱中都有不同的結果，最理想的就是觀眾們可以從創作中得到感動、得到歸屬、得到啟發等等的次化反應，並不一定要真正去了解創作中的艱澀符碼和語彙。有名作家兼畫家高行健先生曾說過：「創作要先求感動，再求精神。」也就是說，有再多的運鏡探討也可能敵不過一抹扣人心弦的畫面，這的確正中下懷的重擊台灣拍片環境，很多導演大多把有「內容」等同於有深度的、厚重的、救贖性的等等解釋。卻忘了現今的觀眾受到資本環境的影響，已經遺忘了沉澱的美感，一旦將精神放於太高的位置，感動就很難讓人感同身受了，而且現今大家追求的是一種快速的普世的主流價值，於是台灣電影的表達手法就以莫須有罪名被觀眾們打入枯燥無聊的牢獄中。

而最近在台灣最受討論的電影「海角七號」卻好像無意間的扳弄牢獄大門，但它是將門打開或是鎖得更緊？打開是釋放出商機無限？鎖起來是禁棝自由意志？我們無從得知，至少我們又再一次的將眼光錯落於此，而未來的操弄方向會是朝向商業化或是謹守自我慰藉的創作手法，我想都不是絕對，只要「內容」說的漂亮、說的生動，裡面要蘊含多麼多元的元素都是可以平衡的。


僵硬的神化道路

我們非常清楚現在社會的潮流，一旦有人在一夕間爆紅了，尤其是那種在國外拖金拿銀的那派人，我們就會毫無意識的向前膜拜，不管他的理念他的作為之前我們是多麼的不屑一顧，這種消費虛無消費名氣的行為，在台灣似乎是司空見慣，就拿之前來台演講的安藤忠雄來說，到底有多少人了解他建築思考的真諦，是喜歡他的虛實轉化還是喜歡他的結構設計？往往還搞不清楚喜歡什麼的時候就假裝喜歡，演講一開始的安藤安藤歡呼，像是備受控制的螞蟻，這個例子真切的道出了台灣社會的盲從和缺乏安全感。

有鑑於此，台灣從事創作的人都深知市場受宥於名氣，於是做出可以拿國際獎項的作品才是壓住人聲紛擾的鎮石，所以他們才會致力於探討深沉的議題發掘自我特色的敘述，總總的這些的確讓他們獲得了國際影展的認同，就以九零年代來說，國片就代表台灣拿了兩百零五座國際性大獎。但是有了這麼多的大師，台灣人也不見得更愛看國片，這其中到底發生了什麼斷軌的情形，是人民急需救世主於是有了超人角色，還是有了超人角色人民才把它的行為歸類為先知，無論如何，大師的論調再完美也沒有用，要是人民無法接收，那也是徒勞無功。就像吳念真先生所說：「通俗也是一種功力，如何溝通無礙是一種條件。」這句話往回勾勒出目前創作人真正的矛盾點，為美而美是不是也成了一種時代病？是不是該像蕭菊貞導演所說的，回歸本質才是重要的。


看不見的主體座標

什麼代表台灣？台灣代表什麼？這是解嚴以來台灣不停的朔源的問題。排除肥大飽滿的意識形態後，剩下的是支支吾吾的在地文化以及疲軟無力的藝文美學，這不是因為我們不夠好，而是我們不夠有自信。舉個例子來說好了，客家花布在以前我們把它定位為老一輩的花色，是過時的、上不了檯面的，因為我們有了先入為主的概念，因此我們視它為非主流，但這並不代表它不存在，只是我們刻意選擇遺棄它。但是在近幾年藝術家林明弘無意間將客家花布視為創作題材，引起國際間的迴響，並和國際精品品牌LV合作展演，這無疑是打破我們自我懷疑的觀點。

而紀錄片正好可以提供我們一個出口，雖然它不是完全真實，但至少它接近真實，藉由這些我們所謂邊緣的題材可以了解到台灣在哪裡，探測它是否還在運作？並不是說從別的管道就很難看見台灣，只是它們又更加修飾了，修飾得和主流價值觀一致了，何謂主流？不外乎就是快樂的、幸福的、萬能的，當然這些都是我們所想追求的，只是那就是真正的和平嗎？還是真正的面目被我們巧妙的隱藏起來了，發現問題癥結其實才能真正無懼，認真的看完一部紀錄片也可以說是一種自我療癒，而破除政客給我們的夢幻泡沫，以及忘卻環境所給的自卑情懷，才能真正找到我們的主體性。